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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世界读书日”从西班牙走来  

2015-04-23 20:48: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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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从西班牙走来 - 人在上海    - 中国新闻画报

“世界读书日”从西班牙走来

王 迪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9日   07 版)
“世界读书日”从西班牙走来 - 人在上海    - 中国新闻画报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一景。

“世界读书日”从西班牙走来 - 人在上海    - 中国新闻画报

  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塞万提斯的地位无人超越。鲜有文学作品能像《堂吉诃德》这样,刚刚出版,就卷起阅读狂潮,乃至“伪续集”盛行,在读者及出版商的强烈要求下,作者塞万提斯续写了第二部。

  400多年后的今天,堂吉诃德的形象仍然屹立不倒。他的作品被人们反复阅读,年龄不同感悟亦不同。许多孩子即使没有读完《堂吉诃德》,也能说出一两个关于堂吉诃德的故事。

  4月23日是塞万提斯逝世纪念日,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天设为“世界读书日”的原因之一,是对这位文学巨匠最好的致敬。

  如今,“世界读书日”已走过20个年头。但是,它起源于西班牙也许并不为世人所熟知。

  “读书日”的萌芽

  1923年,为纪念塞万提斯及其伟大作品《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文森特·克拉维尔向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提出,在西班牙设立“读书日”。这一建议在1926年得到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批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读书日”就此诞生。起初,这一纪念日设立在塞万提斯的诞生日(10月7日)。直至1930年,庆祝活动才调到4月23日。从此,这个日子正式成为西班牙的“读书日”。

  提议设立“读书日”的克拉维尔,一生致力于推广文学与阅读。他认为书籍是人类了解世界丰富多彩文化的渠道,希望通过设立“读书日”,让所有人有条件读书。1888年出生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克拉维尔,一生深受书籍的影响。在父亲的书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经典文学;从母亲的书架上,他第一次被小说中的细腻情感所触动。少年时期,他就从书籍中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立志为建设家乡作出贡献。14岁时,他成为《人民报》的记者。28岁,他建立自己的出版社,名为“塞万提斯出版社”。

  上世纪20年代,文化传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班牙图书出版业亟待发展。在克拉维尔与其他同行的策划和推动下,历经7年,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分别成立了图书协会,年仅35岁的克拉维尔成为协会的第一副主席。也正是在这一年,克拉维尔向政府提出,设立一个官方节日向全世界的伟大作品、作者致敬,向他们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所作贡献致敬,同时,也让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发现阅读的乐趣,从书籍中体会文学,从文学中领悟文化的力量。

  读者的世界狂欢

  为了让“读书日”提案顺利通过,克拉维尔调动大量人脉关系,出席各类社交场合,争取同行及政府的支持。幸运的是,克拉维尔不仅有塞万提斯为“读书日”撑腰,加泰罗尼亚“圣乔治节”的美丽传说更是让“读书日”的设立顺理成章。传说一名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于深山,勇士乔治只身战胜恶龙,解救了公主,并获得了公主回赠的礼物——一本书。从此,书籍成为胆识和力量的象征。

  圣乔治是德国、英国、希腊、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墨西哥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守护神。“圣乔治节”正好是4月23日,在许多国家是恋人互换礼物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加泰罗尼亚的妇女就给丈夫或男朋友赠送一本书,男人们则会回赠一枝玫瑰花。

  巧合的是,4月23日,也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诞辰和忌日,还是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法国作家莫里斯·德吕翁、冰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克斯内斯等多位文学大家的生日。将“世界读书日”设立在这一天,最合适不过了。

  1995年,第二十五届国际出版商协会全球大会在西班牙召开。国际出版商协会提出“世界图书日”的设想,并由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年11月,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宣布每年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读书日”自此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节日,每年都有100多个国家参与这场盛大的读书狂欢。

  在“读书日”的发源地巴塞罗那,狂欢的感受更为强烈。全城都包裹在书籍与鲜花之中,几乎每条街都能看见临时搭建的书摊和花摊。白天有身着文学人物服饰的化装游行,晚上各大剧院轮番上演戏剧大作。书店全场九折已是不成文的规矩,大街上随处可见手持鲜花的女士,还有拎着一袋书籍的男士。名家讲座、新书签售活动络绎不绝,甚至还有当地知名作家自己摆摊售书……

  最高贵的伙伴

  在西班牙,即便是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书籍仍是人们心中最高贵的伙伴。很多人的包里会放一本小书,随手阅读。地铁里,每节车厢都能看见看书的乘客,有的人即便只坐两三站路,也是书不离手。无论站着还是坐着,读起书来旁若无人……

  有一次,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在红灯间隙还看书,令我不免好奇。他质朴的回答触动人心:“开出租车让我有了物质粮食,看书则是精神粮食。两者兼得,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爱书的国家,“读书日”来临将是一幅怎样的热闹景象——

  今年4月23日,恰逢“世界读书日”20年。巴塞罗那“读书日”的活动较以前更为隆重,由以往的一天延长为四天。而马德里也将举办600多场活动,书市将持续15天。各地学校会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需要,组织各类阅读活动。例如,在小学生中,以讲故事、动手自制小书等方式引起孩子们对书籍的兴趣;在中学,由学生介绍一本自己最喜爱的书;在高校进行“1千克食物换一本书”的公益活动。

  如今,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读书已不是难事。在欧洲,再小的城镇也能看见图书馆。然而,在“读书日”诞生前的20世纪初期却并非如此。20年来,“世界读书日”影响并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哪怕在黑暗的极夜,也有一缕微光赋予我们力量。

  《卫报》曾这样概括阅读的意义:如果我们停止阅读,人类的天性也会发生变化。不再有丰富而细腻的感情,不再那么善解人意,不再自我反省,不再有创造性的思维。

  书籍——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铭记在心。

  版式设计:蔡华伟

每个生命都是一棵树

李 辉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9日   07 版)

  1992年,我第一次访问瑞典,一位翻译过沈从文作品的瑞典汉学家朋友,送我一本他所喜欢的瑞典诗人拉各维斯特(1891—1974)的诗集,并在扉页上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这些诗已经陪伴我许多年,因为它们表达出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和思想。也许它们更内在地反映了我们两种文化所共同拥有的东西。”

  拉各维斯特曾在195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黄昏大地》是英、瑞文对照本,而英译者之一则是美国著名诗人奥登,另一位译者是瑞典学者、翻译家斯嘉贝格。

  在瑞典访问近两个月,我将这本诗集带在身边,不时欣赏。从英译本序言中得知,在瑞典文学中,“自然”一直是诗人们所热衷的主题。从瑞典文学开始成熟的17世纪至今,围绕自然与人而展开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内容。可惜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无法对这方面做最基本的了解。不过在同一序言中,有奥登翻译的另外五位瑞典诗人的5首诗,其中伦德克维斯特的《树木之爱》把自然与人类生命作为一个相交融的整体来描述。

  在诗人看来,“树木即时间”,“树林比人包含着更浓缩的时间”。他所说的“美丽只能来自树木,生命的延续只能来自树木”,这与中国作家沈从文关于美与自然关系的理解,颇为相似。一次,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关于沈从文的演讲时,我特意提到了这首《树木之爱》,将瑞典诗人关于“自然”的理解,与沈从文所说的话予以比较:“自然使一切生存于美丽里”;“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

  《树木之爱》最后四句写道:

  最终我将溶进树木,

  在嘴中在喉间感觉树木,

  感觉到树木把我拥抱

  那么执著,安稳,直到永远。

  这种感觉,这种思想,属于瑞典诗人,也属于沈从文。

  拉各维斯特在《黄昏大地》中徘徊于大自然万物之间的思索和感悟,多少能使我感到一些深沉和忧郁。诗人笔下,星辰、森林、河水,一切都是精美的意象,与他的生命紧紧交融在一起。诗人面对的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的情感,奥登的翻译完美地再现拉各维斯特的诗意。

  访问瑞典归来,自那之后,几年时间里《黄昏大地》成了我不时阅读的书。我非诗人,也非翻译家,但我喜欢这些诗,甚至心血来潮,用大半年时间,斗胆将整部诗集译成中文。当年,我翻译它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打印出来,分送给周围的朋友,希望他们也能欣赏到这些有着优美意象和深邃宗教感的作品。今年,我已年近花甲,与20年前翻译此诗集时的感受,相似也相异。故将旧译略加修订,集中发表,求教于热爱诗歌的读者,希望能有更多朋友如我一样喜欢它们,从中找到各自的感觉。

  人都会渐渐苍老。面对生命的流逝,当步入老年之后,人常常会产生许多过去从未感觉到的东西。无论忧虑,还是惶惑,或者坦然,心中的景象必不同于从前。拉各维斯特是在60岁之后感受到生命的黄昏。在黄昏中,他回望身后的路,寻找生命的意义。

  所有都存在,惟独没有我。

  所有都依然存在,草地间雨的芬芳。

  仍如我记忆,树丛间风的声音,

  云的飞翔,人类心灵的躁动。

  惟有我心的躁动不再存在。

  拉各维斯特的诗,不同的年龄,不同心境,对它们的理解想必也会不同。

  有一天你会成为生活于悠远往昔的某人。

  大地会记住你,如同它记住草地森林,

  枯叶。

  如同土壤记住

  如同山峦记住风。

  你的平静将如同大海永无穷尽。

  “黄昏大地”,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进这种情景之中。

  天空与大地之间,朝阳与黄昏之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棵树,一片树叶,一缕草叶呼吸的气息,与自然相交融。

重新排队者(旅人心语)

梁 赞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9日   07 版)

  那是1991年深秋,莫斯科的天气已经很凉了。

  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每周两次于暮色中来到栏杆市广场。莫斯科地图上自然没有这个地名,这类地道的中国式地名大多是使馆不懂俄语的专职司机的大作。

  小伙子是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被派到苏联常驻的记者。栏杆市广场一角破败的楼房里有几间教室,除了桌椅黑板,讲台上还有一部汽车发动机。

  对小伙子来说,驾校每次两个多小时的理论课倒不是很吃力,难过的是下课后赶回记者站要坐一个半小时地铁,下了地铁还要走20分钟。那个年代的夜晚,想在莫斯科街头找点吃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来就有胃病,被饥饿折磨了几次后,小伙子情绪越来越差,连即将摸到方向盘的兴奋感都变得很弱了。

  有一次走进驾校前,小伙子眼前一亮,看到了一家“博林店”。虽说俄语软饼这个词没学过,橱窗上的盘子刀叉贴画传递的可是实实在在的温饱感。从此,小伙子每次上课前,都会到博林店排队买两张热乎乎的上面还浇着蜂蜜的软饼。

  有一次,饥肠辘辘的小伙子按算好的时间来到博林店。没想到的是,队伍比平日长了好多。上课是无论如何不能迟到的。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小伙子随着队伍一步步向窗口挪动。

  还差两三个人就可以买到软饼了,必须快步赶往驾校的时间也到了。小伙子叹了口气,走出队伍。

  “年轻人,排了这么久,为什么放弃了?”

  小伙子背后传来问话声,语调很平和,透着些许严肃。他回头一看,说话人是一直排在自己身后的那位中年男子。朴素的打扮,十足的书卷气,面容和语调一样,平和中有严肃。

  解释完因为要上课不能再等下去了,小伙子拔腿就走。没想到的是,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中年男子拉着小伙子快步走到窗口前,不容置疑地对里面忙得满头是汗的妇女大声说道:“女公民,这位年轻人要去上课不能再等了。让他现在就买,我到队尾重新排队。”

  20多年过去了,小伙子也到了博林店里重新排队者的年龄,或许他都可以给当时的那个人当大哥了。每每想起莫斯科栏杆市那家博林店,想起店里平和中透着严肃的语调,想起那只抓过自己胳膊的有力大手,总会有两个问题一起涌上小伙子心头:你如此彻底地做过好人吗?你这一生还会遇到第二个如此彻底的好人吗?

  “是他还是她?还在世吗?

  哪一个角落是他们的家?

  啊,也许他们早已枯萎了,

  一如这朵不知名的小花?”

音乐人生

高 石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9日   07 版)

  北京,华沙。

  9小时45分钟,7000千米。

  3月的华沙,清冷明媚。第十九届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复活节音乐节,在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盛大开幕。波兰总统、华沙市长、波兰文化与遗产部部长和上百名听众盛装出席。

  “19年前,我创立贝多芬音乐协会的时候,没想到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 艾娃别塔·潘德列茨卡满脸悦色。

  大学毕业于物理系,看上去和古典音乐不搭边的潘德列茨卡,已是欧洲多个重要音乐协会的理事,并获得过欧盟颁发的杰出女性代表奖。

  “这不奇怪,我生在波兰,这里是肖邦的故乡啊!”潘德列茨卡微笑着回答笔者的疑问。“我父亲是律师,但我生长在音乐世家,我从小就爱弹钢琴。小时候每周都会随我父亲去听音乐会,后来也是在那里认识了我的丈夫。”

  “音缘”妙不可言。音乐不但让她和当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克里斯朵夫·潘德列茨基结为伉俪,更成为贯穿潘德列茨卡生命的主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婚后,除了全权打理丈夫的所有事宜,潘德列茨卡还致力于帮助怀揣梦想的青年音乐家。“我丈夫说过一句话,如果参天大树是生命的希望,那么这些有梦想的孩子就是种子。”一个个爱好古典音乐的少年在她的呵护和培养下成长,走上舞台,获得掌声,实现梦想。

  “在中国,我们称您这样的人为伯乐。”她听我讲了伯乐的故事后,谦逊地颔首微笑,说自己做得还很微不足道。

  还是“音缘”,让潘德列茨基夫妇和曾获得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的傅聪成为了挚友,并在傅聪的介绍下认识中国、爱上了中国。1995年,夫妇俩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吸引。此后,来中国就像省亲,潘德列茨基夫妇不断地将欧洲最杰出的音乐和音乐家带给中国观众,并把从中国得到的灵感带回波兰,谱曲,传颂……

  音乐,串起两个人的幸福姻缘,连接两国人的真挚友谊,激荡两个国家的文化共鸣。

  今年10月,受波兰驻华使馆和肖邦音乐协会的邀请,中国著名钢琴家李云迪将再赴华沙,成为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举办88年以来最年轻的评委,在中波两国的友谊琴弦上再次奏出华美乐章。

别样“天堂”

任 彦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9日   07 版)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东北方向70多公里处,有一个名叫海尔的小城。从外观上看,它与比利时其他城镇没有什么不同:教堂的尖顶高高耸立,不时传来悠扬的钟声;市中心广场周围的酒吧里流淌着舒缓的音乐,老人们一边慢慢喝着啤酒,一边轻声细语。但是,该市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享誉全球:把精神病患者视为自己的朋友,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种独特的文化,主要缘于一个传说。公元600年左右,爱尔兰一位国王因爱妻去世悲痛欲绝,最后有点神志不清,错把女儿蒂姆芬娜公主当成她的母亲,硬要与她成亲。蒂姆芬娜坚决不允,无奈之下,带着一名女仆和一位吟游诗人逃离家乡。三人漂洋过海在比利时海港安特卫普上岸,最后在一个人烟稀少、森林茂密的小村庄安顿下来。蒂姆芬娜的父王在她逃走之后,派兵四处寻找,终于发现了她的栖身之地。父王很快赶来逼婚,屡遭拒绝后恼羞成怒,举起手里的宝剑,将蒂姆芬娜杀死。当地人把她视为贞女予以厚葬。她的墓地在13世纪成为欧洲精神病患者的朝圣之所。根据当时的说法,精神病被视为上帝的一种惩罚,要想痊愈,病人就必须到埋有蒂姆芬娜遗骨的教堂里祈祷。由于来的人越来越多,教堂只好把一些病人安排在当地人家里居住。

  过去,海尔村居住的多为贫苦农民,他们愿意接受精神病患者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从患者家属那里得到一笔不菲的费用;二是干活时能多个帮手。在18世纪中叶,在海尔寄宿的精神病人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全市5人之中就有一个是精神病人。到上世纪30年代末期,在海尔人家庭中寄宿的精神病患者数量达到历史之最,多达3800人,占当地人口的1/4。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们不再那么相信来到海尔就能获得一种治愈精神疾病的神奇力量。当地人也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家里没有多余的人手照顾病人,于是来海尔的精神病人越来越少。现在只有将近300人住在当地人家里。海尔的人口达到3万多人,要想找到一个留宿精神病患者的家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善待精神病人的文化已经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中,成为当地文化一个最耀眼的符号。

  有人称海尔是“疯子的天堂”,这在当地人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这种荣誉也给当地社会提供了正能量。海尔人可以坦然接受精神病患者,也可以坦然接受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宽容和爱心,成了海尔人的精神气质,是当地文化的宝贵财富。也许源于这种文化的影响,当地的犯罪率、离婚率非常低,学生的逃课率也非常低。

  据相关研究发现,寄宿在普通家庭中的精神病患者病情大都较快好转,且寿命都比较长。有研究指出,精神病人最害怕孤独,所以隔离治疗并非上佳选择,而融入正常家庭是最好的康复药方。目前这种康复模式已被全世界很多国家效仿,如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有关精神病患者寄宿家庭的康复工作,都在陆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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