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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清华演讲,世界大国的标准条件  

2017-02-26 17:04: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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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清华演讲,世界大国的标准条件
2017-02-26 14:48:52栏目:默认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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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显明 

来源:中华好学者

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徐显明丨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走向大国,法治首先要复兴。中华法系经过我们再造之后,应重新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复兴中华法系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完成这个使命就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又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进行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们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在2020年前后,要实现四个目标。一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这就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二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2004年国务院给自己定了时间表,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法治政府。

如果中西关系的历史是一部相互赶超关系的历史的话,历史将再次给予中国机遇。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根本目的则更长远,在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高级形态的法治,在实现过程中要同时完成两大使命,其一是使国家进入法治强国之列,其二是创造出新型的法治模式,为人类提供更高形态的制度文明。当这两大使命实现时,中国就是完美的大国,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将再次领先西方。此一时刻,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来的时刻,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描绘的中国梦的实现时刻。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同学:

大家好!看到今天座无虚席,我感到非常振奋。本次讲座是我今年利用业余时间来清华的第三次讲座。不过前两次都不在法学院,一次是在经管学院,另一次是在金融学院。讲的题目分别为《毛泽东思想与延安精神》、《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我很高兴到清华来和大家交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任法大校长期间得到过清华大学的强力支持。

在2007至2008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有一次国际合作机会。中国政府和欧盟联合在华设立中欧法学院,是个政府项目,政法大学很希望能够获得主办权。按照欧盟与中国政府的规定,中方必须组成一个联合体方可参与竞争,所以我当时想,应该联合北大、清华共同行动。北大和北大法学院的领导说,我们自己单独申办,所以清华大学就成为我唯一的伙伴。当时的陈希书记、顾秉林校长及法学院王晨光院长全力支持这个项目。经两校的共同努力,成功了,中欧法学院落户到中国政法大学。我为清华大学的屈尊相助而感动,为清华领导对我的鼎力支持而一直存有感恩之心。

从那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感谢清华大学。不巧,后来我到山东大学工作了,一走就是五年。去年从山东又回京,我很希望继续在教育领域工作,但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现在就像王振民院长讲的,我从一个法学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法治实务工作者,但是我的理论情怀未变,感恩之心未泯。此次清华邀我在创新论坛上作个讲座,我便愉快地答应了,而且选了一个理论性较强的题目,“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先问一下,中国现在是不是大国?

我相信大多数同学会说“是”!我也赞同大家的回答,但为什么又要叫“走向大国”?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大国还不完美。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标准,政治学家有政治学家的标准,其他的学科,包括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也会从文化上来定义何谓大国。但无论谁来界定,大家都清楚大国不是地理概念,并不是你拥有的土地面积多,你就必然是大国。如果讲土地面积的话,墨西哥就不小。大国也不是人口的概念,如果按人口来划,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相反,像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印度都会成为世界大国。所以,先把这两个自然标准排除,剩下的就回到理性的标准上来了。理性的标准我们先按经济学的定义来划分。经济学给定的经济上的大国有四个要素。经济学家说,在下列这四个方面,当你的比例在世界的总量当中都超过5%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经济大国。

第一个要素,GDP。这是首选标准。GNP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且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但它不是世界公认的标准。我们的GDP是不是超过5%?大家都很清楚。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中国GDP的总量是3645亿人民币,当时是13人民币可以兑换一美元,算到最后,大概相当于280亿美元左右。数字相当于日本的1/4,美国的1/12。美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州是加州,当时加州的GDP总量相当于中国的三倍左右。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加州GDP占世界的1/7。

所以那个时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到加州去见一下其州长,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是指被称作国家领导人的那些副职,加州的州长是要拿架子的,他会告诉你我最近没有时间。大省的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去,不要说没有时间了,人家会告诉你,你没有资格见我。这就是那个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现在世界上GDP的总量是70万亿美元左右。70万亿美元里面美国占17万亿。大家看,它占的比例有多高。中国去年是56万亿人民币,换算成美元的话,大概是9万多亿。一算便知,我们在世界上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2%。按照GDP来算,中国毫无疑问是大国。我们2011年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为什么现在心态变得这么复杂,过去他是老二。让日本想不到的是,只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中国GDP的总量已是日本的两倍,所以日本人的心态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是历史性的,是1895年以来一百二十年间从未有过的。

说到这儿,我可以把今年这个年份跟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做一个联系。今年是甲午年,往前数两个甲午,120年前的甲午,中日首次爆发了全面战争。日本把它叫日清战争,中国把它叫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为什么中国败了?我8月份在中央党校做了一个讲座,专门讲甲午战争。军事专家有它的评论,说我们是军事之败,经济学家说是经济之败,也有一些文化学者说我们是文化之败。而在我看来都不是,我的结论是“制度之败”。

过去日本人对中国是崇拜的,是敬仰的,因为这一场战争,中日关系的历史开始颠倒了。毛主席曾说:学生欺负老师。当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历史也改写了。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推荐你们去看一下签订马关条约的这个地方,它名叫下关,在日本的三口县。下关市有一处名胜叫春帆楼,就是马关条约签订的地方。那里面有两组塑像,一组是中国的李鸿章们,日本人为了做这个蜡塑,费尽了心机,本来双方的谈判应该是平等的,现在给中方做的蜡塑比对方的伊藤博文矮了十几公分。春帆楼是现在日本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日本有三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排第一位的是春帆楼,以中小学生为主。每年春天络绎不绝的日本中小学生都要到春帆楼来参观,来庆祝日本对中华民族的他们称之为“永久的胜利”。当2011年我们的GDP超过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态,这一百多年以来的优越感开始动摇了。

第二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和平纪念馆,以高中及青年人为主,是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在广岛。到这儿来参观的青年人多数会留下励志语言,但鲜有憎恨美国的。

第三个是在东京的靖国神社,去参观的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从蔑视中华民族开始的。所以当我们的GDP超过他们的时候,整个日本开始恐慌。中日间关系近几年的倒退与我们经济的崛起有直接关系。日本整个向右转,右翼势力抬头,都与其失去“第二”的心态有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我们的发展会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调整为中高速发展。一个国家持续30年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奇迹,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现在我们要通过“三调一转”,即调结构、调速度、调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使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在增长速度上,今后会按照每年7%左右甚至更低一点的速度增长。有专家算过一笔帐,即使按照7%的速度来发展的话,我们每年GDP增加的量,即净增的这一部分,也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7位。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现在土耳其或意大利或伊朗等这些国家年GDP的总量。

按照这个速度再往下发展,中国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的。现在世界银行有人做了计算,如果按照购买力来计算GDP的话,我们可能在十年之后,就会超过美国。那个时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22.4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同一个年份,GDP总量是22.18万亿美元。1871年美国的GDP第一次超过英国以来,140多年,美国一直是世界的第一号经济强国。几年之后,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中美之间关系的历史我想也要改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讲,中国不但是经济大国,而且是超经济强国。

刚才我问同学们中国是否为大国,很多人立刻回答“是”,这是有理由的。但是这只是经济学家给出来的第一个标准,仅是按GDP的总量来排列。

第二个要素,贸易。只有进行国际贸易,这个国家才能和世界发生关系。大家知道全球化,首先是从经济上讲的。经济的全球化,首先是贸易的全球化。其次才讲手段,那就是信息的全球化。现在正在逐步过渡,规则也有可能是全球化的,一会儿我还会讲到这个。贸易去年11月份,我们当时有个估计,中国有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家?到12月份,我们的估计变成了现实。

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贸易上,进出口货物总量上超过美国,总共达到了四万亿美元。美国是三万九千亿左右,所以我们首次成为世界贸易的第一大国。这对中国来说也是历史性的。贸易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外向型经济的根本标志。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毫无疑问更是大国。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此处讲的贸易主要是指货物贸易,还有两种很重要的贸易,如果加进来与世界比较的话,中国就不是第一。金融贸易,我们的占比很小,还有服务贸易,中国占比更低。当讲四万亿美元的时候,只是指的货物贸易。

经济学上讲的第三个要素是什么?你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对世界有多少拉动?看你对世界的贡献如何。这个数字,我们是最自豪的。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讲,什么叫“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去年对世界的贡献率达到28%。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增长,四分之一以上的贡献是来自中国。美国感觉自己很羞愧,他对世界的贡献大大落后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率只占15%。当你说你是经济大国的时候,人家是看你对世界经济所作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当之无愧。

第四个要素,大家听完第四个要素就知道我们的经济战略发展方向了。世界贸易也好,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好,都需要找一个共同的东西,用一个共同的东西来统计,用一个共同的东西来结算,这就是货币。货币的重要性,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通过货币来获取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是当今世界最和平最艺术的获利手段。历史上曾经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宗主国让附属国来纳贡,你交东西给我,我凭借我的地位收取你们的进贡,赚取他国财富。这种状态在中世纪的时候,中国、欧洲都发生过,这种方式叫供赋制。第二种状态,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所形成的方式,通过战争,通过掠夺,把别的国家变成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市场都为他们所控制,他们通过霸权来劫掠别的国家的财富,这叫殖民制。

现在的世界,这两种手段都已经不能再用了。中国的崛起,只能靠和平方式,只能靠文明且正义的方式。和平崛起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障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中的地位是很弱的。我们现在排顺序的话,大概可以排到第九位,但是当把它换算成百分比的时候,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只占1.43%。国际公认的标准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当中,如果不能超过5%的话,你是一个经济小国,而不是大国。

用货币赚世界其他国家的钱是最高明的一个办法,是国与国间获取利益的智慧方式,被称为“新型国家觅食法”。用美元结算,是要向美国付费的,买入卖出其均可获利。但是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当中,我们只占1.43%。经济学家很着急,尤其是金融专家,怎样使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为什么我们要在世界各地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为什么要推出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都要从这个大战略上去认识其意义。但是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我们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亚洲有来自日本的挤压,在世界有来自美国的反对,现在世界上主要货币之一还有欧元、英镑、瑞郎等,它们也并不希望人民币在整个货币盘子里面占的比例更高。

大家看,经济上我给了四个标准,一是GDP的标准,二是贸易的标准,三是对世界经济拉动的标准,四是货币的标准。这四个标准里面,前三项我们都很自豪,但是第四项,我们有欠缺。西方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像什么呢?总体评价,中国是经济大国,但尚不是完美的经济大国,我们有自己的弱项。

我在出访外国时曾用打比方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经济。我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架冲到七千米高空的飞机,这个时间的摩擦力是巨大的,这个高度也是最不安全的,飞机从离地一米开始一直到七八千米,这一段距离是最危险的。中国经济存在一些危险因素。而这个时期,正因为摩擦力最大,所以排污量也是最大的。中国目前很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这和我们所处的阶段是相一致的。而这个时期,大家坐过飞机的都知道,服务员是不提供服务的。他把自己也捆绑在椅子上,这个时间是服务质量最差的时候。我们对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公共产品,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也都是和这个阶段性特征相一致的。当飞机冲过万米,进入平流层以后,舒适度就来了,摩擦力小了,排污也会减少,用的能源也会减少,而服务却也跟上来了。

美国西点军校做了一个战略规划,一旦中美之间交恶的话,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就是控制对中国能源起咽喉作用的海峡,让你的油进不来。我们现在的一个战略,就是要在缅甸南北打通一条通路,再修上一条输油管道,这个管道从中国直接到达印度洋,可以通过印度洋,通过输油管道,把油运到中国的云南,这一举措具有能源的战略意义。

北欧有几个国家,我很羡慕他们,像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在出现了两高两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的提高,GDP总量在微量的提高。但是还有两低,第一低,能源的耗费在减低,第二低是排污量在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出现“两高两低”的时候就是进入良性状态了。我们的经济现在正处于冲高期,这个时候最危险,如果搞不好,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一个比喻。我把它叫“鱼缸效应”。有的人捧杀中国,有的人唱衰中国,有的人说中国威胁。这就好比围着鱼缸看里面的金鱼,在不同位置上会发现,同一条金鱼,有时候巨大有时候渺小。这就是观察问题的角度。西方人说你威胁的时候,需要你负责任的时候,他就把你看得很大。他要唱衰你的时候,就说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又会把你说得很小。这个理论就叫“鱼缸理论”。

以上讲的是经济标准。

第二个标准一定是政治标准。你要是大国的话,一定是政治大国。日本在经济上是一个大国,但是政治上谁也不认为是一个大国,所以它千方百计地想挤到联合国里面获得一个稳定的席位。有一次李肇星答记者问,日本NHK电台的人问他,“日本现在承担着联合国几乎一半的会费,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李肇星以他独特的幽默,说了一句,“联合国的安理会不是公司的董事会”。这句妙答很智慧,据说已成为美国新闻学院的案例。董事会是谁出钱多,谁在里面的位置就高。但安理会不是,安理会是联合国的正义机构,常任理事国是战后秩序的压舱石,不是可以用钱来买的。

政治大国是有它的标准的,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外交。当说你是政治大国的时候,你的外交一定是成熟的和世界所瞩目的。外交如下棋,下先手棋,出手能做局,收手会作眼。世界有了纠纷,人家的目光都会投向你,希望你能够承担起居间人的责任。我们不想做地球村的村长,但可以做地球村的调解主任。有人说“弱国无外交”。这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一个伯爵在上院里讲的话。大国在外交上,对国际上任何问题都有发言权。你可以连横合纵,你可以做局,可以破局、甚至可以搅局。大国外交的最高艺术是营造于我有利而带动其他国家共赢的政治经济一体运行的大局势。“一带一路”的外交布局堪称世界范围内大国外交的典范。当今世界外交的特点,是大国外交和元首外交。中国正在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格局。

第三个要素,在国际组织中你的地位如何。这一点我们当仁不让。联合国现在经过改造以后,那么多的组织简化为三个理事会,其余的为执行机构。一个理事会是安理会,是负责和平的。第二个理事会是经社理事会,这个是负责发展的。第三个理事会是把原来的人权委员会改造成了人权理事会。人权理事会是管制度,管价值观的。我们在这三个理事会里现在都有地位,这三个机构是国际上最重要的组织。

要做出和安理会有关的决议的时候,常任理事国可以行使否决权。不管有多少人同意,只要你否决了,所有的表决都无效。过去我们这个权利运用得不太娴熟。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说不》,从那本书问世并产生极大社会反响之后,我们这方面的觉悟增强了。我们现在经常和有关国家联手来打掉一些与我们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提议。

还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是由香港的中国人担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席目前也由中国人出任,任期2年。这是两个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组织,我们占据这些重要的席位,才显示出我们是政治大国。

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同学们,在这些组织机构当中,中国人去做中层和雇员的比例现在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这是什么问题?我们清华、北大的同学,应该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些机构里面去。我们在国际机构中担任职员的人数之少甚至还比不上有的非洲国家。这个状况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尽管不决定大事,但他们在程序上有发言权。集腋成裘,人多了,发挥作用的机遇就会增加。

第四个要素,规则的制定。当说你是政治大国的时候,你是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当世界按照你制定的规则来运行的时候,那你毫无疑问就是世界的政治大国。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一些地位。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家宣言》的起草。几年之后,1948年的12月10号这一天,《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被通过,这个《宣言》中国人也做出了贡献。连罗斯福的夫人都承认,没有中国人的智慧,这个《宣言》可能就胎死腹中了。以罗斯福夫人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定要把公民权及政治权利写尽写满,排斥其他权利。但是苏联的代表提出来,一定要把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写得充分足够,两家就对立。

为什么从46年开始,持续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后才形成这个文件?使双方最后妥协的主意是中国人出的,这个人叫张彭春,是张伯苓的弟弟,任过我们清华大学的教务长。他用儒家的思想化解了这场危机。你们可以争,我提一个新的建议,这两大阵营所提出的所有人权,都把它写实性地描绘出来,但这个《人权宣言》不要像《联合国宪章》那样,立即对各个国家产生约束力。我们先把它作为一个道德性的宣言,让全世界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制定和修改自己的《宪法》,再过几年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两家不同的主张分别写成两个体系。罗斯福夫人主张的以公民和政治权利作为核心的,可以叫做A公约,苏联阵营所提出的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作为核心的可以叫做B公约,当这两个公约大家意见都一致的时候,让它分别生效,再让它产生约束力。

现在联合国的一些规则,哪一些是以中国人为主提出来的呢?据我所知《儿童权利公约》是我们最先提供样本的,还有一个就是《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我们作过基础性贡献。其他的那些国际公约,我们大多只是参与者。当你是政治大国的时候,你应该为世界治理提供规则指引。

我到荷兰海牙去见我们的大法官,这个人是国际法专家,一位山东籍女法官,海牙国际法院里面唯一的女法官。我跟她探讨,你在判案的时候,中国的哪些经验可以拿来为国际法院所用?她说这是我们最遗憾的地方。我们为世界做了那么多的贡献,一个例子,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解决了中英之间的关系,解决了殖民统治脱殖以后的政府组成和管理的问题。如果是美国人,一定会把这个经验上升为国际法,却因为是中国人创立的,大家虽认为这个方法很好,但是谁都不愿意接受它成为国际规则。国际法一定是国和国之间关系的共同规则。

她又举了第二个例子。我们周边的国界划线的谈判,堪称世界楷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解决,两个国家之间妥协而形成的这些新的方式,完全可以上升为国际法,成为公法,但是到现在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很多国家不认可你是政治大国。

总体来看,按照以上这四个要素,我们可以说中国正在走向政治大国。从这些公认指标上判断,我们已经是,但是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尚不完美。

以上是第二个标准,政治标准。

一谈大国,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一个最硬的实力,就是军事。当说你是大国的时候,应当是军事大国。我曾与几位研究国防的教授探讨,西方动辄说“中国威胁”,我有一个观点,当中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的时候,谁也不会再说你中国威胁。正因为你军事实力弱,要发展的话,人家才会说你有威胁。当我们超俄逼美,变成军事上的新常态,大概就不会再有人说你威胁了。

军事大国有没有标准呢?第一个标准,核能力。清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的大学里是领先的。核武器,现在全世界大概有17300多枚核弹头,这些核弹头同时发威的话,地球可以毁灭200次。17000多枚核弹头里面,美国和俄罗斯占了92%,剩下的这些国家,分享8%。法国有300枚左右,排世界第三,中国排第四,我们有多少枚?其实大家是能算出来的。

军事上排第二位的标准,是能打赢现代化的战争,不战则己,一战必胜。现代战争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处于平面状态了。除了海陆空外,现在又增加了两个维度,“海陆空天网”,是五位一体的,是立体化的战争。美国的网络部队早就组成了,像斯诺登所揭露出来的仅仅是美国若干个计划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是离不开网络的,一旦战争爆发,网络上的攻击就会使你的经济、政治、社会全部陷入瘫痪。“制信息权”已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

美俄正组建空天部队。俄罗斯准备把空军这个军种取消,空军和空天部队要合一。世界上空军的几大主力,排第一的当然是美国空军,排第二的一般人都想不到,竟然是美国航空兵,还是美国。排第三的是俄罗斯。美国航空兵所拥有的飞机架数是3700架,中国现在全部空军能用于升空作战的总架数也不过如此。人家的飞机已处于三代、四代,简氏防务说各个国家都在争相研制第五代飞机,实际错了,美国已经开始在研制第六代了。而我们连第二代还没有完全装备上,我们是“混代”,第一至第四代都有。

美国人现在又超前了。我们刚刚知道的消息,既然卫星可以指挥导弹,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定要毁掉他的卫星,中国现在被视为有这方面的杀手锏。美国人要反制我们的杀手锏。他怎么办呢?他现在正在研制一种新的导弹,这种导弹不需要借助卫星,自身就有“眼睛”向前推行。美国将来可以不用卫星,而使它的导弹准确地发射到预定的位置,这是美国现在正在研制的新技术。

一种最有威力的战争方式叫“快速打击”。所谓“快速打击”,就是在两小时之内,我想打世界的哪个地方就能迅速地组织起武力,把需要打的目标摧毁。现在只有美国具备“快速打击能力”。大家算一下,两个小时,美国正在研制的新一代战机及新的飞行器,新的飞行器可以是音速的8倍左右,从纽约到中国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就来了。军事专家认为军事大国运用快速机动,精确打击,已使战争进入发现即能摧毁的“秒杀”时代。论军事排名,我们现在远不及俄罗斯,可能和欧洲的几个国家大致相当。总之,我们现在不能肯定地说是世界第三位,但是我们离第二,离第一确有巨大的差距。

“大国的软实力”

前面经济、政治、军事三大标准,我把它叫做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数字可量化的标准。这都是国家的硬实力,“秀肌肉”主要是秀这三块。除硬实力外,后面还有两个标准,一个叫文化标准,另一个就是今天的主题,制度标准。这两个标准我把它称为“大国的软实力”。

我曾经邀请“软实力”概念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访问山东大学。我跟他交流何谓软实力,交流到最后我才发现,他提的软实力其实是“Power”。再研究一下他本人,其头衔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我们很多人都把他当做一个文化学者,其实他是一个军人,他做过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是在任副部长期间,他把军事上的实力概念运用到文化上来了。他认为美国的文化,也应该像军事一样打赢世界所有国家的文化。你要成为大国的话,你就应该成为文化大国。他的所谓“软”其实不软,本质正相反,是软中带“硬”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试图凝练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最后没有成功。虽然全会专门做了一个关于文化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没有总结出共同的价值观成为一大遗憾。当时我们的价值观分为五个层次,最顶层的是“指导思想”,再往下要讲“时代精神”,再往下要讲“民族精神”,再往下讲“道德”,到最后才能找到“价值观”。把这么多的东西放在一起,很难像管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样,一下子用四个字就概括出来。朱熹很了不起。朱熹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为主,杂有释、道的文化概括为五个字:“仁义礼智信”。

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如何概括?概括不出来就衍生出一种现象,于是各地百花齐放。这时就有了北京精神,然后又出现了上海精神,再后来出现了河南精神,再后来出现了山东精神等不一而足。当这种现象泛滥的时候,我在博鳌法治高端论坛上讲,我们的民族精神正在分裂,我们的价值观正在碎片化。到最后,会一个地方一个精神,一个地方一个价值,独独缺乏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共同的价值。

我到法国,在参观法国最高法院时,突然受到启发。我请人翻译了嵌在最高法院大门上的三个单词,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当翻译告诉我以后,我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共同的价值观一定是沉淀在制度当中。然后又想到美国,美国的价值观如果是爱国、民主、人权的话,他的价值观的宝库在哪儿呢?它的价值观没写在法院的大门上,但它天天重复在国会里,表现在法典上。

十七届六中全会为什么概括不出我们的价值观来?我立时感觉,因为我们的入口没有找对,没有找到抓手。扣子系错了,无论怎么排都只能是杂乱无章的。世界性的经验是,共同的价值观最后要从制度当中寻找,只有制度才能沉淀价值观。法国是通过司法,通过制度来找到自己的价值观的。美国是通过立法找到自己价值观的。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了。十八大报告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提炼出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不大赞同现在有些学者的解释方式,把价值观按主体不同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第二层次是社会的,第三层次是公民的。这种划分仍在进行价值割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四方面价值有分别的对应。“富强”对应经济,“民主”对应政治,“文明”对应文化,“和谐”对应社会。大家想一想,如果国家的价值观不同时就是公民的价值观,还有什么意义?“中国梦”既应是国家的梦,也应是民族的梦,同时还应是个人的梦。

所以我认为,国家的价值观应该和公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不能再区分是你的还是我的。“公民的价值观”是把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所共有的道德提炼出来,排第一位的是“爱国”,第二位是“敬业”,第三位是“诚信”,第四位是“友善”。有的学者说这是公民的价值观,而不是社会与国家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也是荒唐的。难道我们国家就不需要诚信吗?难道社会不需要诚信吗?所谓中间的是“社会价值观”,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而我则认为,无论国家还是公民,都需要这些价值。如果一定要分,我认为应按层次分,而不是按主体分。即第一层次是理想,第二层次是制度,第三层次是道德。一个大国,应该有其独特的被世界所认可的价值,并且这个价值被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向往。当这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就说明你是文化大国。

道德和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成员共同而稳定的道德一定是价值。道德是因人而异的,评价的标准也不一样,每个人的修炼也不同,但是大家稳定的、共同的那部分道德一定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共同的价值。

中国没有理由不成为文化大国。五千年未中断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唯有我们。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道德资源。我们只有道路、制度、理论“三个自信”还不够,还应再增加“文化自信”。观察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能不能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向往,有一个风向标,那就是看年轻人的流向。年轻人往哪儿集中?哪儿的价值观就具有世界的辐射性。

当今,文化在世界上的表现形态已多元化,但教育与科技在多元中一直占有领先地位。教育支撑科技,科技代表创新,创新引领潮流,引领时尚。科技文化、人道文化、权利文化、法治文化、生态文化五位一体,目前代表着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以上讲的是文化标准。

第五个标准,制度标准。十六世纪以来,我们可以数一下,成为世界大国的民族都对世界做了制度性的贡献,无一例外。荷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荷兰的土地面积大概相当于两个北京,而荷兰的人口不足北京的2/3,但是荷兰是公认的世界大国。全世界为了表扬他在制度方面做出的贡献,把国际法院设在荷兰。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有对荷兰的全面赞扬。世界上的第一家公司是荷兰人发明的。马克思说这是人类在制度上最伟大的发明。如果没有公司,没有股份,世界上就没有今天的铁路。当一个企业,靠自己积攒到一定数量的资金再去修铁路的时候,世界上永远没有铁路。但是有了公司制度以后,铁路就可以四通八达了。这是荷兰人对人类重大的贡献。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是起源于荷兰,而不是其他国家。

然后,荷兰人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支股票,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银行。像这些制度,都是建立在极度信用的基础上。荷兰是西方到达东方最早的国家。他到了日本以后,日本人把荷兰人当做西方整个文明的代表,给他命了一个名字,叫“兰学”。中国的文化叫“汉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抛弃“汉学”,改学“兰学”开始的。一大批日本的知识分子都跑到了荷兰。

荷兰一所很著名的大学,叫莱顿大学,是世界名校,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丘吉尔毕业于此,也是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的友好学校,有400多年的历史。我到这个大学去查了一下资料,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知识分子跑到欧洲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先到了莱顿大学。这个大学法学院当时有六百名学生,其中三百人来自日本。这些人后来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

法学家到荷兰去,一定不要遗忘海牙的代尔夫特广场。那儿有一尊雕像,我问广场里面卖旅游品的荷兰人,这个人是谁呢?他们竟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这个人就是格老秀斯,国际法的鼻祖,同时也是自然法的鼻祖。荷兰人不光贡献贸易,以荷兰人的这种诚信,制定了后来海上贸易的规则。国际法为什么能在那儿产生?跟荷兰人的实践是有关系的。这就是这个国家所做的制度性贡献:公司的制度,金融的制度,国际贸易制度,国际公法制度都是荷兰人发明的。

再往后看一个国家:英国。2012年的奥运会上, 英国人展示给大家的是什么?展示的第一项是英国近代以来的科技,瓦特的蒸汽机。近代工业革命的摇篮是在英国,我们现在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就是英国人提供给世界的。和这个并列的,英国人宣示的是它的制度,一项项的制度通过现代手段展示给大家。现在民主国家所实行的议会制度就起源于英国。1215年,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自由大宪章》,开启了人类法治的新纪元。过去,总是法律服从国王,从《自由大宪章》开始,国王服从法律。英国的法治就是通过限制王权,剥夺王权,最终使王权无权,而一步建立起来的。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国家。

但是不能不承认,系统的人权制度是法国人最早提出的。这就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法国有两部法,到现在仍是这个民族炫耀世人的资本。一部就是《人权宣言》,两年后它成为法国宪法的序言。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据即在于此。马克思曾讲,人类的第一个人权宣言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我发现有比独立宣言早22天的另一个《宣言》,这就是《弗吉尼亚宣言》,是杰弗逊亲笔写的。《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宗教自由。杰弗逊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弗吉尼亚大学看一下,他的自我定位是,“这里安息着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倡导者及弗吉尼亚大学之父”。他起草过《独立宣言》,做过美国总统,这些他都不认为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他认为这一生历史性贡献是提倡了宗教信仰自由,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

他是人权比较早的倡导者,比马克思说的还要早。但是系统性的人权,必须承认,还是法国人创造的《人权宣言》。它里面的第一条,这是关于西方宪法的经典名句。“在分权未确立和人权无保障的地方便没有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就是要解决这两大问题:人权和分权。但是法国和美国走了不同的路。美国的宪法是先分权后人权,制宪时没有人权,后来用修正案补充了十条人权。他把分权当做保障人权的根本,这是美国的传统。而法国的传统正相反,先人权后分权。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分权,这成为法国的政治模式。

但法国在人权问题上是美国人的老师,美国也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在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法国人送给美国人一件人权厚礼,这就是矗立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所以一讲人权,法国人自诩为制度鼻祖。

法国人最感自豪的还有《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典》在制定过程中于国民议会被讨论过103次,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也不会被讨论这么多次。拿破仑本人参加了99次,只有4次缺席。

现在看,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基本上都在奉行《拿破仑法典》,中国也未能例外。我们制定《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都参考过《拿破仑法典》,现在要编纂《民法典》,恐怕还要参考这部法典。拿破仑在制定这部法典的时候,原名叫《法国民法典》。他去世以后第三年,法国的国民议会专门开了一次会,做了个单项决定,把《法国民法典》更名为《拿破仑法典》。

近代世界的民事制度是法国人通过民法典奠定的。民事法律制度仍在发展,德国的民法超过了法国,瑞士的民法又超过了德国。有民法学家说当代最先进的民法应该是荷兰的。我任法大校长期间,组织法大教授翻译了荷兰民法典。译者说,荷兰民法典的确发展了德国民法典。但万变不离其宗,当我们讲大陆法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法国法和拿破仑法典。

再看美国。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制度大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律制度所受的影响,最大的是来自美国。我们的民事法律制度受大陆法系影响,而我们的商事法律,知识产权法律基本上是向美国看齐,刑事诉讼现在也有一种向美国靠拢的倾向。大家都熟悉“米兰达规则”,这是美国人对英国人“证据审判规则”的重大发展。光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定被告人有罪,这是英国人的发明。

美国人在制度上更大的贡献,还是他的三权分立及司法审查制度。美国的《宪法》是真正的孟德斯鸠蓝图的现实版。费城有宪法纪念馆,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模型。有一个支点三个垂面,上面哪怕是偏放一张纸片,支点上的平衡都会被打破。这个模型在向人们展示美国权力的制衡原理。通过司法守护宪法,把宪法变成了公民生活,这是美国在法治上的最大创新。这被称为“司法审查”制,使司法权获得了极大权威。

我举世界上这几个国家的例子试图想说,你要成为大国,你在制度上一定要给人类做出贡献。当你在制度上,你做的贡献能够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所模仿的时候,人们就会认可你是世界大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经济上我们超过美国指日可待,政治上我们的地位受人尊重,军事上我们即将崛起,剩下的就是文化和制度。文化上我们能不能对世界尤其是对年轻人产生吸引力,让我们民族的品德和价值观为其他民族所向往,让我们的通过价值观而塑造的具有东方特色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制度上我们能不能创造出独特的文明方式,贡献出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所学习、所模仿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模式,当这两项补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有一个案例,相信在你们的教科书里难以看到。这个案例在世界法治史上称“大津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日本,时间是甲午战争之前的1891年。俄罗斯的尼古拉二世皇储从圣彼得堡出发,穿过北欧、西欧,最后到了希腊,然后和希腊王子结伴到了中国,又从中国坐船到了日本。他对中国的印象非常美好,评价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但是到了日本以后发现,怎么穿的衣服也怪,脚上还有两块木板,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开化的民族。而当时的日本,有一种恐俄症,一听俄国就浑身发抖。日本人不怕美国。美国一个将军带着几艘舰艇闯到东京湾,日本反而持欢迎的态度。现在东京湾还立有首登日本的佩里纪念雕像。但是一听说是俄国人,整个日本都紧张。尼古拉二世来访,是日本的头等大事。天皇接见宴请,给他配备了最好的保安。恰恰在大津这个地方,护卫他的警察抽出刀来对着他的脑袋就刺过去。这一刀没有致死,随行的希腊王子是练过剑术的,警察再刺的时候,希腊王子用棍子把刀拨了出去,救了尼古拉二世一命。

这个事件发生了,天皇来慰问,首相来谢罪,最不可思议的是,一大批日本的少女用自杀的方式求得尼古拉二世的原谅,在东京的花园里,成群的日本女孩自刎,担心俄罗斯兴师问罪,灭掉他这个民族。为平息俄皇的愤怒,天皇表态,我们一定要判处这个警察死刑。但是真正审判的时候,戏剧发生了,法官拒绝判处死刑。首相专程来施加压力,但是法官不为所动。

1889年东方的第一部实行三权分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地位。根据日本《刑法》,这个《刑法》是1874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已经是现代《刑法》了,里面第116条讲的是谋杀皇族一律判处死刑。日本天皇、日本首相都要求适用这个条款,但是法官对这个条款做出了独特的理解,认为本法讲的皇族指的是日本的皇族。法官认为法律上讲的皇族就是天皇的家族,不包括外国皇族。只要不是天皇一族,其他人一律平等。普通杀人罪以结果论,杀死者才判死刑,伤人者没有死刑。法官顶住了压力,按自己的理解判了被告人有期徒刑。这是日本司法独立的一个经典案例,完全可以和德国的红磨坊案例相媲美。

这个判决一做,日本朝野都处于恐惧当中,认为俄罗斯一定会兴师问罪。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尼古拉二世说我接受这个判决。英国人表态,这个判决做得好,美国人也表态,这个判决体现了司法独立。这个结果让日本人喜出望外。1853年美国的军舰闯入东京湾以后,不战而和,逼着日本和美国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欧洲的其他国家随而也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一纸判决,西方这些国家都表示要废除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这样?西方国家说,你和我们是同类了,只要你的司法能走向独立,就表明你是实行宪法制度的国家,你已完成了脱亚入欧,是我们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了。一个“司法独立”的事件让日本一下子步入了近代国家行列。中国清末法律变革为什么要学日本?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通过建立法治,收回治外法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殊不知列强对华与对日采取的是根本不同的双重标准。

有时候我在想,中日甲午之战,我们是在用一个腐朽的制度对抗整个资本主义。我这个结论是有支撑的。甲午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一起中日间的国际民事诉讼。甲午海战发生的时候,中国人租了英国一艘船,叫“高升号”,船上挂的是英国的国旗,但是里面装着一千名清兵,要运往朝鲜。日本的联合舰队发现了这艘船以后,判断里面有中国的军队,以偷袭的方式开炮了,不宣而战。偷袭时日本发动战争的惯用伎俩。这艘商船被击沉了。我们这一千名清兵葬身海底。这艘船谁来赔?我们在座的有学国际法的,这个案例现在也是国际法研究有争议的案例。

当时英国的上议院主持审判,法官没有判日本人赔英国人的船,而是判中国政府赔英国人的船。这是最不道义的一个判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因为做判决的这些人认为,日本的制度和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只支持胜利者。所以我说,中日甲午之战,我们是用一个最腐败的制度对抗当时已通过相同制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西方,失败是必然的。由此得出结论:制度决定国家命运。腐败的制度必然亡族亡国,先进的文明的制度才能兴邦强国。正所谓,法治弱则国弱,法治强则国强。

历史上我们也曾经辉煌过,如果讲版图的话,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是元代。现在在意大利的罗马有一块碑,上面有一个标志,元代的时候,东方的铁蹄已经踏到欧洲了。

再讲文化,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应该是宋代,四大发明多半是在宋代产生的,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中华民族的顶峰。宋代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值得骄傲的朝代。但是宋代恰是积贫积弱的开始,大家可以看一下南宋,南宋史是民族苦难的历史。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有典型性的朝代是唐代。唐代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天下太平。《旧唐书》、《新唐书》里面都有记载,粮积如山,陈陈相因,腐而不可食。是说老百姓的粮食堆积如山,烂得都不能吃了,就是丰衣足食。最有名的是司法的故事。唐太宗时期有29个死刑犯,太宗给他们一年的时间回家孝敬父母,明年此日回来受死。29个人,第二年这一天回来了28个,其中有1个在往回赶的路上摔到沟里,估计是摔骨折了,迟到了三天,但也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能到这个程度,我相信那个时候没有人越狱。法平而民服,成就一代盛世。

唐代最让我们怀念的,最让我们自豪的,实际上是产生了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八大法系,十六大法系,三十二大法系都离不开的。我在东京大学把日本的《大宝律令》找出来,拿着它和中国的唐律做比较,发现从法律的篇名到刑名再到律条,几乎都同唐律如出一辙。唐律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大家形成了共同的法律传统。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在制度上,曾经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做过楷模,曾经为其他国家所向往,所模仿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走向大国,法治首先要复兴。中华法系经过我们再造之后,应重新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复兴中华法系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完成这个使命就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又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进行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们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在2020年前后,要实现四个目标。

一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这就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二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2004年国务院给自己定了时间表,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法治政府。十八大修正了这个时间表,提出到2020年前后,也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三是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我们的司法公信已经触底,司法也有刘易斯拐点,到了该反弹上升的时候了。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有句话,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有致命的破坏性。后面这句话很重,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恢复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四是人权切实得到尊重和保障。这四项就是我们法治发展第一个阶段的目标。这个目标对应着建党一百年。

第二步的目标,当我们建国一百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我们要建成法治国家。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再造中华法系”,使“中华法治”成为人类法治史上绚丽的奇葩,使中华民族迈入法治强国之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解决好四大关键问题。

其一,处理好党法关系。我在若干年前及前些日子在《求是》上都指出“党大法大”是个伪命题,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是个真命题,是个科学问题。处理这组关系是个长期的任务。

要做到抓牢“一个根本”: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前提,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

坚持“两个必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对后者的认识要深化,要重新定位社会主义法治对实现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

实现“三个统一”:即把依法执政的基本执政方式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与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立法和法律实施与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学会“四个善于”:善于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善于把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落实“五个环节”: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全面护法。

其二,走出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有三大核心要义,其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三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条道路有独特的属性和方向。在这三大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有五个必须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这条道路是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其特点是既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的长期演进,也不同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进。我们实行的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双向互动而形成的自我演进内生式发展道路。

其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形成有中国气派、风格和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宝库,形成了系统的法治思想,在十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一是指明了法治方向,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是明确了法治主体,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三是确定了法治格局,即实行“三个共同推进”和“三个一体建设”,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

四是明确了法治的地位,即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法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依靠途径,奉行宪法法律至上;

五是阐述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

六是阐明了法治的功能,即制约公权,权由法定、权依法使,尊重程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七是阐明了法治的价值,即把公平正义视为法治的生命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八是指出了法治的目的,即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实现人民的权利。

九是奠定了法治的基础,即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信仰法治、坚守法治。

十是抓住了法治的关键,即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的少数”,使领导干部成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典范,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这十个方面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要义。

其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早在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初我即建议,应把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从形成法律体系转向建设法治体系。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该五个子体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备之时,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成之日。中国未来的法治走向,将围绕解决上述四大关键问题而展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有一个著名命题——轴心时代。人类几乎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产生了东方的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中东的犹太文明及西方的希腊文明。东方文明的中国自战国一直至清朝中期,在制度文明上一直领先于希腊文明,时间长达二千余年。即使在西方经历了中世纪的“三R运动”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之后,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仍无法与中国成熟的治国安邦体制比肩而论,只是到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在完成了与工业化、市场化相适应的民主化、法治化之后,在国家治理水平上才反超中国。

西方领先中国的历史仅有二百余年。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一方面是中国的迅猛崛起,另一方面,是西方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的一蹶不振。而对如此巨大反差,经济学家在成因解释上已无能为力,连WTO前总干事卢拉也只是看到了外在现象:中国是三十年中在经济上犯错误最少的国家,但原因是什么?当经济学家不能做说明时,我们理应把目光再回到文明形态上。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而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制度在历经三百年后,弊端正全面暴露。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在一次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后,让人反思这种危机其实是制度危机。而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日益显现出优势,且势不可挡。

如果中西关系的历史是一部相互赶超关系的历史的话,历史将再次给予中国机遇。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根本目的则更长远,在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高级形态的法治,在实现过程中要同时完成两大使命,其一是使国家进入法治强国之列,其二是创造出新型的法治模式,为人类提供更高形态的制度文明。当这两大使命实现时,中国就是完美的大国,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将再次领先西方。此一时刻,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来的时刻,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描绘的中国梦的实现时刻。

以上就是我对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的理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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